在传播活动中被置于边缘地位、处于观望状态

  秒速赛车摘要:社会记忆的生成需要身体实践的参与,身体实践分为刻写实践和体化实践。城市记忆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形象由城市记忆积淀而成,故本文从记忆理论出发研究城市形象。传统媒体构建城市形象主要通过刻写实践,其复刻记录偏于宏观层面,致使城市形象同质化问题突出。当今,新媒体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桎梏,充分调动受众的体化实践,为其获取某一时刻某座城市的社会记忆提供条件。公众由观看到参与、由边缘到中心,城市形象的塑造传播迎来新契机。

  当前,城市形象在主流媒介话语建构与网络话语多元化呈现相互作用下形成。其中,传统主流媒体主要通过重复再现式的报道,构建出的城市形象宏观刻板、同质化严重、辨识度不高,甚至让人有“千城一面”的错觉,引发学界和业界对于城市形象传播新路径的探索。

  那么城市形象与记忆有什么关系呢?记忆是人们认知判断的重要依据。社会记忆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社会记忆强调记忆的社会性、传承性、延续性。而城市记忆正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着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构成社会成员对于城市形象的认知框架。城市形象与城市记忆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紧密关系,为新媒体时代下立足记忆理论研究城市形象问题提供启发。

  城市记忆将公众记忆置入城市空间。城市记忆的各种元素在媒介里得以存储、整合、重组、保护、传播。城市形象的塑造实质上是城市记忆的积淀。

  记忆通过仪式获得。仪式之所以被认为颇具意义,是因为其效用缘于仪式,且不限于仪式。诚然,仪式常常需要特定的时间、地点、工具、活动,但仪式不仅仅是形式化的。看似固定的范围中实则包含渗透性,即渗透到非仪式的行为和心理当中,进而将价值与意义赋予至操演者的全部生活,最终影响整个社群的意见与观点。在公众参与塑造城市形象的操演过程中,其会生成相应的城市记忆;在操演结束后,公众的城市记忆逐渐渗透积淀,进而生成城市形象。

  仪式通过操演获得。操演是具有实践性的、身体性的。根据美国学者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中的观点,操演在社会记忆积累沉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没有操演,就没有仪式。故在这个层面上,社会记忆其实可以理解为社会身体记忆、社会实践记忆。在构建城市记忆的过程中,公众通过媒介主动参与讨论,通过自媒体发表个人观点,甚至通过虚拟现实“重返”城市的某个历史时期,这些都包含着实践与操演。

  康纳顿为进一步详细说明社会记忆如何生成,根据操演者对于身体依赖程度的强弱,将身体实践划分为刻写实践和体化实践。

  刻写实践强调信息的捕捉与保存。比如,档案馆、博物馆为构建城市记忆所做的记录,文献、照片、录音、视频等材料在事件发生之后被留存下来,这种以复刻和记录为目的的行为就构成刻写实践。相较于体化实践而言,刻写实践的身体参与程度低,更需要操演者对操演过程进行反思。但是通过刻写实践获得记忆的难度较大、效果有限,而且必须去特定的场所才能获得资料。

  体化实践能够为操演者提供深刻有效的记忆,其亲身参与传递信息。新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进步为增强受众的体化实践提供更多可能。如一款名为“切尔诺贝利VR计划(The Chernobyl VR Project)”的游戏通过扫描当地场景并利用3D技术,可以重现已经被废弃多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附近的普里皮亚季。这个游戏结合立体声音与三维画面,调动受众的听觉、视觉、触觉等多个感官,为受众模拟亲身感受事故现场的体验,增加了受众对“切尔诺贝利”这一地理名词的理解和记忆,更是对科技带来的风险给予世人警示。

  虽然二者不同,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仍旧密切相关,互为基础。体化实践能够为之后的刻写实践提供素材,进一步的体化实践也需要前一阶段的刻写实践作为积淀。例如,中国虚拟博物馆作为实用意义上的场景化虚拟博物馆,交互式的网页使受众足不出户就能大饱眼福。这种模拟参观的体化实践场景,就是建构在作为刻写实践的文物资料基础上的。

  以传统媒体为主导的主流媒介通过长时间、大量、反复的观点陈述,生成关于一座城市的话语构成,由此强化城市的形象气质。然而,传统媒体刻写实践的传播方式与单向输出的传播机制,不可避免会带来受众跟随性、自主性低等问题,城市形象宣传的效果有限。被操演的仪式活动将受众置于“观看”的位置,常被受众认为事不关己,传播的贴近性受到限制,城市形象宣传的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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